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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在公权力委托中，为避免出现被委托主体侵害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违法情况，除却非行政机关的组织，对行政辅助人的行为同样需给予限制，这一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就主体资格而言，德国法上的行政辅助人是委托行政于私人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在侵权责任编集中规定人格权制度将打乱侵权责任编的体系。但该条的规定十分简略，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法人是否可以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等问题，该条均没有作出规定，这就需要我国民法典对其作出细化规定。

[22]在我国，出现了很多姓名命名的纠纷，如个人的姓名不符合公序良俗，或者应该从父姓或者母姓，能否随意取名等，这些纠纷本身并不涉及侵害他人权利的问题，而是姓名权的本身如何界定，能否对其进行限制，以及如何限制等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侵权法所调整的范围。该权利是指定期发行的媒体，如果其中的报道涉及特定的个人，则相关的个人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就相关事实作出回应。在瑞士法中，在侵害人格权的情形下，如果没有抗辩理由，则将认定行为具有过错，在判断抗辩事由能否成立时，需要考虑将受害人的利益与相对应的私法和公法的利益相比较，如果相关人格利益的保护是不重要的，则行为人的过错就可能会被排除。从消极保护到积极确权的发展过程表明，人格权与侵权法开始出现了相互区分的发展趋势，二者是相互衔接、相辅相成的。从近代各国民法典的内容来看，明显存在着重物轻人的倾向，以财产为中心，主要通过消极保护模式对人格权加以保护，而不注重人格权的积极确认。

就人格权保护而言，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而人格权法是权利法，权利必须走在救济之前，这也是立法科学性的具体体现。首先，如果将人格权侵权作为侵权责任编总则中的独立一章，由于其既不属于对特殊主体的规定，又不属于对特殊归责原则的规定（侵害人格权主要还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将与现行《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体系相冲突，出现反体系的现象。[40]当然，对于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具体行使等同设区的市实行梯度放开的规定，笔者持保留立场。

[62]同前注[46]，卡尔·拉伦茨书，第207页。(三)《地方组织法》：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地方性依据 针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前述第一类与第二类缺憾中关于自治机关内涵与范畴的问题，《地方组织法》提供了初步的解释方案。例如，我国《宪法》112条规定自治机关为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及政府，其中没有明确人大常委会是否属于自治机关。[73]至于自治区的观望情绪和积极性调动的问题，则须寄希望于中央依据我国《宪法》3条第4款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规定的充分实施以及优化其与自治区关系的法治理念的主动作为。

其中的自治法规即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的合称。[47]我国《立法法》第8条明确将犯罪和刑罚列为法律保留事项，因此《若干规定》中刑事责任规范的价值实际有两点：一是宣示，即强调相关刑事责任追究的民族法制场域。

[9]李宝奇：《民族区域自治法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5页。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产生之初即由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对其核心内涵、范畴、理念和框架作出明确规定。这样，在形式上，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容易被误解为一个例外，因为其第六章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5]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同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法制化之间的逻辑关联是本文的关注核心。

在央地关系领域首倡一体多元论的学者是熊文钊教授，但对于多元内涵的阐述却略有不同。笔者于本文中不欲牵涉具体的判断标准，故权且以阐述概称。[23]在1984年颁行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第六章题为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根据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修改该法的决定第23条的规定，该法第六章标题被修改为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76]笔者曾对这些问题作过系列研究。

然而在一般规范法学看来，法律序言的效力是存疑的，正如凯尔森(Hans Kelsen)指出的：(序言)通常并不规定对人的行为的任何固定规范，因而也就缺乏法律上有关的内容，具有一种与其说法学上的性质倒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性质，如果将它去掉的话，法律的真正意义通常也不会起丝毫变化。该法第8条上级国家机关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且依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努力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规定，等等。

其一，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限的条款，典型体现为该法第三章自治机关的自治权的规定。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不可能对我国各民族自治地方予以针对性、差异化的规制，但自治条例却在对本自治地方重要事务一揽子法制化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因为我国《宪法》116条规定其制定必须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三是特别行政区，即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依据为我国《宪法》31条。该法第7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的规定。虽然其规制对象指向地方性法规，但在逻辑上，以执行法律为重要功能价值的地方性法规尚不应照搬上位法，更遑论以自治为核心的自治条例了。2015年修改后的我国《立法法》73条第4款明确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做重复性规定。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法。[29]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第149页。

例如，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3月15日修订后的我国《立法法》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关系，一是在75条重申了自治法规的制定批准和备案程序，二是在第72条分别对自治区和自治州、自治县的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范围予以明确，三是在第82条分别对自治区和自治州、自治县的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范围予以明确，四是在第72条和第82条分别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自治州正式开展一般性地方立法具体时间的备案权。现行我国宪法对于台湾问题的规范阐释主要有两处，一是序言第九段，系直接条款。

中央与一般地方关系法律规范的亟待整合与央地关系基本法的阙如，共同构成了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的实践基础。这种错误承接虽然事出有因，也有其客观需求，但是其置我国宪法的明文规定而不顾，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略的实现。

易言之，试图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作出全面回应，或许不具有制度结构上的期待可能性。[15]具体到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调整的论域中，这一论断即体现为对于该关系调整的重大事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本身并无实施自主建构的制度空间，而必须以宪法的相应调整作为前提。

参见熊文钊主编：《大国地方：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6页。明确规范的意思表示是赋予确定法效果的前提。参见沈寿文：《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8-69页。[58]参见郑毅：《驳以自治区单行条例替代自治条例论——兼议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困境与对策》，《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第一，针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前述第二类缺憾，我国《立法法》提供了相对细化的实施方案。首先，作为逻辑前提，应深入认识宪法在调整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过程中的核心规范地位。

二是指示，即作为卡尔·拉伦茨所谓的指示参照性的法条(参见前注[46]，卡尔·拉伦茨书，第141页)，精准引入我国《刑法》第397条的规制效力。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条为了顾及1997年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后辖有四个自治县的情况，新增了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批准主体。

……该法第82条第2款、第3款更是在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问题上直接将设区的市与自治州并列表述。[37]宪法中列举的八项自治权分别是参政权(第113条、第114条)、自治地方的委办权和自治权(第115条)、自治法规制定权(第116条)、财政自治权(第117条)、地方性经济自主权(第118条)、地方科教文卫体事业自主权(第119条)、组织地方公安部队权(第120条)以及自治机关公务语言权(第121条)。

在拉伦茨看来，这些条款在语言上虽是完整的语句，但作为法条却不完全——它们或就构成要件，或就法效果的部分，指示参照另一法条，[72]而当作为指示对象的规范阙如时，这些法条本身也就丧失了规范结构的完整性。[20]无怪乎有学者在探讨上级国家机关这一重要内涵时，仅仅聚焦于所管辖区域内有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进而诱发对制度实践的重大误解。此后，1975年宪法第24条第3款及1978年宪法第40条，亦均沿用了上级国家机关的表述。[24]应当与必须同义，在立法语言中具有浓重的强制性色彩。

在这165篇文献中，均以我国《宪法》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核心规范来源。[43]易言之，前述规范在制定时并非针对本文的核心关切点而作出，其解释力的产生仅基于纯粹的理论分析。

[25][英]约瑟夫·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朱学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另一方面，即便是具有强制性表述的条文，由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本身并未设置责任条款，相应的上级国家机关即便不履行职责，亦无实质意义上的法定不利后果，最终使应当这一看似严厉的规范方式沦为没有牙齿的纸老虎——正如拉兹(Joseph Raz)指出的：制裁对于保证合理的守法程度和防止法律完全崩溃是必要的。

中国虽是单一制国家，[1]但在央地关系的类型上呈现多元化特征，这是由我国地方类型的多元化所决定的：一是一般地方，即所谓的省(市)、市、区(县、旗)、乡(民族乡、镇、苏木)，其依据为我国《宪法》30条。[51]张文山：《突破传统思维的瓶颈——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立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